犹在征途未下鞍
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自然界一般分为2个部分——动物界和植物界。而今天，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发展，原来属于植物界的一个门——真菌门，已独立分出，并上升为与动物、植物成三足鼎立之势的菌物界（含真菌等几个门）。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各片不同的营养来源：植物靠光合作用，菌物靠吸收，动物靠摄食。——题记
宁静、雅和的客厅内，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位85岁的老人，慈祥、热诚、精神饱满，像一个阳光大男孩。
他就是名震全球的“中国药用真菌研究之父”、著名真菌学家、首届山西省食用菌协会会长、曾经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山西大学教授——刘波。
京津求学：国仇盈怀的少年时代
1927年3月一天，河北省武清县（现天津武清区）黄花店镇，有位婴儿呱呱坠地。
那时的黄花店，河里的鱼特别多，只要用筛子在水中舀一把，就可以捞上一堆。到了冬天，镇中央的那座3层高的玉皇阁上的风铃，被风一吹，便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小刘波就在这波光、鱼影和风铃声里，一天天地长大。
然而，芦沟桥畔的隆隆炮声，搅碎了这位乡下孩子平静、恬淡的童年之梦。“七七”事变后，战火很快燃到天津卫。1937年7月30日，日军对南开大学及其附中、附小狂轰乱炸，并向手无寸铁的难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扫射。一时间，天津街头遍地横尸。次日，天津沦陷。
深秋的一天上午，黄花店镇东口的一片空场院来了一队鬼子，足有二三百人。这是刘波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刘波发现，大街上所有十字路口或隐藏处，都有卧倒的日本兵，爬在机枪旁，怒目注视着行人。后来，他又听大人们讲，祖父刘桐是1900年参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时战死的，连遗体都没找到。幼年的他，已深刻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国恨家仇，什么叫亡国奴。
第二年，在大兴县青云店经商的父亲，将刘波接到他那儿去上学。父亲在青云店开了一家酒厂，是前店后场，算是当地最大的企业。镇西头驻扎着一个日本侵略军的警备队，大约十几个人。虽然人少，但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有一次，鬼子下乡“扫荡”回来，将一辆破旧小型车停在大街上。小刘波看到，里面捆着五、六个农民，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不久，这些人就被拉到镇东口外一眼水井边，每人挨了一枪，跌进井里。过了几天，被害者家属才将尸体打捞上来，拉回去。有一年冬天，日本兵抓了镇上的一个年轻人，把头砍掉后，摆在一块木板上，下面钉了根木柱，放在大道旁示众，四面还围起铁丝网，大约放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波他们每次放学，都要从日本警备队门前过，都必须给岗哨敬礼。有一次，刘波对小伙伴们说：“咱们今天不要理他，今天不敬礼，以后就不用了。”大家齐声附和：“不敬礼！不敬礼！”可是刚刚走过岗哨，就听见日本兵高喊：“八嘎！”然后，子弹推上膛，枪口指向他们。正在僵持，旁边过来一个老头，一只手中提着酒，另一只手拿着一包花生米，对日本兵说：“小孩子的，不懂事的！坐下喝酒，喝酒！”他们嘴对瓶口各喝了一两口后，那老头向他们摆摆手：“快走吧！快走吧！”小伙伴们商量，以后宁愿绕远路回家，也不再走这条路了。过了两天，学校有位刘姓“教师”找刘波“训话”：“听说你们不给友军敬礼，是你的主意？”，刘波答：“是。谁也不想当亡国奴，受日本人的气！”这位刘“教师”说：“中日亲善嘛，以后必须敬礼。不敬，可要小心你的脑袋！”，刘波开始切齿痛恨这位刘姓“教师”。
小刘波心中，早已埋下了报复日本人的想法，只是用什么办法实施呢？他忽然想到，酒场的南房手提箱里，还有一支“八搂子”手枪（弹匣内可装8枚子弹。当时镇里面商号家家都有枪支自卫之用，解放后均上交人民政府）。一天，刘波偷偷拿出来，将子弹推上膛，别在裤带里，走出后门，朝警备队北墙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走去，准备碰见日本兵时，打死一两个。因为他经常看到那条路上，有一两个日本兵在走动。但是，他去了几次，都没遇到日本兵。刘波不甘心地中止了这一行动。
不久，刘波到北平一所小学当插班生。当时，学校新来了一位东北老师教音乐课。他教学生们唱《流亡三部曲》，更激发起刘波的爱国热情和反日情绪。一年以后，刘波又转入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育英学校小学部。在那里，什么说都能说，更自由。但1941年12月8日，美国珍珠港遭到日本飞机轰炸。9日中午放学时，他们便发现校门口有一个日本兵站岗，不让师生们出校。直到下午3点，校长联系上一位懂日语的教师，好说歹说，才放大家回家听懂午饭。过了两三天，日军岗哨撤走了，却将学校改名为灯口市小学，加上日文课，并派来一个日本人“顾问”。那时候，学生们管日语叫做“亡国语”，谁也不愿意学。所以，期末考试，每个班总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学生不及格。
小学毕业后，刘波考入北平市第八中学（即原育英学校初中部），校长名叫李如松。他经常到学生们的自习教室，向同学们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等，使大家很受鼓舞。同学们中间，也经常传播北平什么地方打死日本兵的消息。一天，李校长在篮球场问刘波他们：“你们听说了吧，又打死一个！你们说好不好？”大家说：“好！好！好！”可是，过了一两个月，李校长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李校长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李校长被放出来后告诉同学们，他在宪兵队每天受审，挨踢挨打，但他什么也没有供认。有一次在公理会大教堂召开全校周会，李校长确定没日本人后，请出一个人演讲，宣传抗日，博得师生们的喝彩。
那一段时间，虽然山河破碎、家国沦丧，但刘波依然发奋学习，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偏上。其对英语、国文、生物课最有兴趣。北平育英学校，创建于1864年，在当时是一所“贵族学校”，也是北平最老的学校。该校十分注重“素质教育”和“因材施教”，除正课外，还设了许多选修课，任学生挑选。学校不搞应试教育，学生没有太大压力，个性、特长均可得以张扬。学校的教学设备，在当时的北平市属于一流。教师中有许多归国留学生和几个国家来的外教，就是放在大学也属上流。这为刘波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功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育英学校的牌子很快又挂在了校门外。当时，刘波已上高中一年级，全校师生兴高采烈地庆贺学校复名。9月，全校师生去故宫太和门外广场，观看北平市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大家席地坐在通道两旁。日本侵略者的一行代表，头也不敢抬地经过通道，向受降台走去。大家朝着他们大喊：“嗵！嗵！”。按北平习俗，“嗵！嗵！”就是“炮轰”的意思。几个日军高级军官个个如同丧家之犬，过去那种杀气腾腾、耀武扬威的神气，早已消失殆尽。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北平的老百姓并未过上好日子。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贪官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恨透了当局腐败和专制的北平人民，终于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于1949年春节前一两天举行。已是大学生的刘波，主动去西珠市口大街旁，欢迎从广安门开进来的解放军入城部队，心中特别激动；“我们终于迎来了新社会！”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青年刘波站在前门外五牌楼西，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希望。
真菌研究：一位生物学家的成长轨迹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业待举，生机勃勃。
刘波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当今的欧美各国一样，下分文、理、法、艺诸学院。解放后不久，国家对高校院系进行合并、调整，北师大理学院与山西大学合并，成为“国立山西大学理学院”，已是大二年级学生的刘波，随学校来到位于黄土高原之上的龙城太原，转入山西大学生物系。
山西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的3所大学之一，晚清初建时，名为“山西大学堂”。经过100多年发展，如今的山西大学综合办学实力位居全国高校第64位，此为后话。刚到山西时，刘波和从北京迁来的100多位老师、同学，先住在侯家巷的老山大教室中。学校组织他们到西北钢铁公司（即现在的太钢）等大型企业参观，一路上到处是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几天之后，学校又迁到太谷县铭贤学院的韩氏楼，借住了两年时间。
铭贤学院为民国年间“蒋宋孔陈”4大家族之一、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所办。在这座位于晋中盆地、为广阔田野所环抱的花园中，刘波如饥似渴地为祖国强盛而勤奋地学习着。在此期间，教他们植物形态学的王宗清教授，对年轻的刘波的人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宗清教授早年曾到法国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丹吉尔研究真菌细胞学。回国后，她虽然转向高等植物细胞学领域，但对真菌学仍念念不忘、难以释怀，曾多次对学生们讲：“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学科。学通以后，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她还感叹：“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四、五个人在搞真菌。而小小的日本，还有10来位真菌专家呢。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立志于真菌研究，早日填补我国真菌研究的空白。”王教授对真菌的热爱和忧虑，深深地感染了刘波。
何为真菌？王宗清教授告诉她的学生们：“咱们手上的甲癣、灰指甲，皆为真菌；发霉的饭菜，真菌；植物中的多种病害，真菌；蒸馍头的酵母，酿酒、做臭豆腐的曲子，各种大大小小的蘑菇，包括医疗上的抗菌素——毒霉素、红霉素等，无不是真菌的产物。地球上的真菌，有25万种，人类描述过的约有12万种。”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各种抗癌药物中，真菌制品在国内就多达30多种，足见真菌学的重要性。
读大学期间，立志专攻真菌学的刘波，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这一新奇、美妙而又变幻无穷的科学世界不断探索和遨游：他从空气中捕捉杂菌孢子，在室内进行人工培养，长出霉菌以后，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且及时绘图、记录；在校园及其周边的农田里，采集大量真菌，作为观察材料；大量翻阅有关图书，做为鉴定的依据。在刘波的真菌世界里，无数微生物、细菌、病毒，在繁衍、角逐、厮杀、吞噬，演绎着一场场惨烈的“战争与和平”的悲喜剧。红的、黄的、蓝的……色彩缤纷的真菌，完全可以给美术家提供最完整的全色谱。
后来，生物系的另一位植物学家田甲生教授，看以刘波对真菌学如此痴迷，便介绍他在寒暑假期间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向林镕教授求教。林教授又把他推荐给王云章教授。在王教授指导下，刘波阅读了大量中外真菌学论著和文献，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真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在以后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和创新，奠定了全面、坚实的专业基础。
1 952年，28岁的刘波，被分配到离太原100多公里的汾阳中学当生物老师。作为一所县级中学，这里的仪器设备还是比较齐全的；但其它科研条件就谈不上了。然而，刘波钻研真菌学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
他一方面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方面在课余时间带着学生们到山里的林子中寻觅、采集样本，艰难地叩击着真菌世界的大门。林中小溪，是他们解渴的甘霖；野果蘑菇，是他们充饥的干粮；暴风骤雨，是他们洗浴的莲蓬。汾阳是吕梁山下的一个小县城，5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相当清苦，但刘波的心里，却十分充实而快乐。通过坚持不懈地日积月累，刘波制成数百个真菌标本，使其在真菌学研究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56年，《生物学通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锈菌》；几个月后，又接连刊发了他的《蘑菇的采集鉴定与保存》等论文和译文。
刘波的名字，逐渐引起了母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关注。这年9月，他被组织上调回太原，到更名后的母校——山西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教。报到不久，学校即派他去华东师范大学进修。如鱼得水的刘波，又一次获得在专业上的大幅提高的机会。这时的他，只有一个社会朴素而坚定的信念：“真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我要加倍努力，搞出成果，造福人民。”他利用图书馆中浩繁的真菌学图书，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积累，在进修期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专业著作——《蘑菇》的写作，并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蘑菇的形态、生态、分类和栽培技术，是新中国成立后该学科领域的第三本专业著作，对国内食用菌由野生转向人工栽培起到了启蒙作用，弥足珍贵。
在此之前，我国只是在浙江山区有少量的银耳栽培，用的是老百姓的“土办法”，市场上，只能买到“洋蘑菇”罐头；其它品种的食用菌栽培，也是空白。1964年，刘波在其另一本专著《蘑菇及其栽培》中，更加系统地介绍了3种食用菌栽培技术，并将“洋蘑菇”正式改名为“双孢蘑菇”（简称“双孢菇”）。从此，“双孢菇”一词，开始由真菌界逐步走向大众，到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
从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1966年出版第四本专著，刘波在10年时间内，以顽强的毅力、强烈的进取心和优异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真菌界迅速成名。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坎坷多舛的。刘波的《蘑菇及其栽培》1964年出版时，正赶上“机关革命化”运动，被要求检查和深挖“只专不红”的思想根源。刘波从小养成了反抗的性格，顶了一句：“谁要是想写，也可以试试嘛！”结果，遭到长达40多天的思想批判。但他一方面写检查、“低头认错”，一方面又悄悄进行着《黑粉病菌及其防治》一书的修订和部分内容的增补，并于1966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虽然如此，这位一直游离于政治斗争漩涡之外的青年教师，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其它“政治运动”中未受到太大冲击。当然，劳动锻炼、冬天烧锅炉、下乡搞运动，只要不好抽调其他人，领导总是一句话：“让刘波去吧！”从他调到生物系到文革前的8年间，刘波累加起来有4年在下乡。刘波自己算过一笔账：“如果这些时间都用于科研，我还可以写出两三本书。”
童年和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也赋予了刘波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进入教会学校后，他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老师许多是外国人，课本几乎都是英文。英语课还分读本、文法、会话3门课程。上会话课时，一句中国话也不让讲，从而使他打下了过硬的英文功底。不仅如此，他上小学和中学时，在日本鬼子强迫下，学了5年日文；上大学，又学了3年俄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中时期，他听说有一种只有梵蒂冈在使用的神秘语言——拉丁文，便在课余时间自学了3年。别的同学看得奇怪，他自己也不知道作用何在，只觉得很有意思。没想到，后来在进入真菌学研究领域后，竟然派上了大用场。原来，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要求，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新物种，必须用拉丁文描述，否则属于“无效发表”，不被世界承认。刘波从事真菌研究30多年，先后组建真菌新属4个，发现真菌新物种、新变种、新变型116个，不用拉丁文书写行吗？而且，与西方国家同行的每一次书信交流，他均用英文完成。他还有俄译汉的植物学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呢。
1966年夏，“十年动乱”骤然爆发。一场政治大劫难，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山西大学这座往日宁静、祥和的知识殿堂。虽然与当时的许多老师一样迷茫，但刘波坚信：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离不开科技和教育。所以，他矢志不渝地继续坚持科研活动，从未间断。
走向辉煌：造福人类的生命巅峰
乌云过后尽春晖。改革开放后，刘波在国际真菌学界声名鹊起，并由于专业成果丰硕，为人正派、谦和，于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带上了研究生，并担任了山西大学生物系的副主任。
作为一位国内外闻名的生物学家，刘波学术和事业上真正的春天来临了。从真菌的发现、分类、著书到赴各地指导食用菌栽培，他在骤然变得十分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搞得热火朝天，忙得不可开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5年，他先后著书6部，仅1984年就有4本。其中2本用英文写作的专著以及部分论文，还分别在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出版和发表。国内外真菌学者纷纷慕名来信，要求建立学术联系，开展研究合作。
1979年，美国《真菌学》决定发表刘波的一篇论文。按该学报规定，每一页文字作者需要交纳25美元。算下来，刘波应交300多美元，不得已他只得要求退稿。结果对方来信说，美国《真菌学》编委T·W·小约翰逊先生，主动为他负担了这笔费用。后来，在九三学社一次全国会议上刘波讲了这件事。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得知后随即做了批示，送给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王任重批转给方毅副总理，方毅又批给中国科协主席裴丽生协助解决。经过各级领导的关怀，山西省为刘波特批100美元。就这样，他一次交纳了四年的会费。刘波感慨地说：“这在以前，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党和政府对一名知识分子的国际学术活动，给予如此重视和帮助，更加激励我做出更大的成绩。”
之后，由联邦德国于1984年出版的刘波撰写的英文原著《中国的腹菌》（The Gasteromycetes of China）一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真菌学界第一本在国外出版的学术著作，并于198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4年，德国再次出版了他的《中国腹菌续编》。1992年出版的《中国真菌志》银耳目和花耳目，被称为“中国真菌学界的第二部志书”。他还承担了“八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中国真菌志层腹菌目的研究，于1996年成书，并作为《中国真菌志》第七卷层腹菌目、黑腹菌目、高腹菌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70年代中叶之后，日本学者平 真秀、大桥等，美国学者O·K·米勒，英国学者D·N·佩格勒，阿根廷学者J·E·赖特，我国学者毕志树教授、卯晓岚研究员、臧穆教授等，均在其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对刘波教授的学术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波教授还是中国地下真菌研究的创始人。中国虽然有丰富的地下真菌资源，但在1963年以前，见诸报道的只有数种。经过刘波与合作者及同行近50年系统的采挖和研究，目前我国已知的地下真菌资源已有150种以上，不仅彻底否定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地下真菌的错误论断，还将中国地下真菌的研究提高了应有的国际水平。
1964年以前，刘波发明的菌砖式食用菌栽培法，已推广至全国和日本，为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84年，他又出版了《低等真菌分类与图解》一书，为农业真菌病害防治和轻工业发酵菌种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985年，美国农业部何翼万研究员指出：“在分类方面，刘波教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真菌专家。”
在另一条战线上，刘波也倾注心血，长期致力于食用菌技术开发、推广，取得显赫功绩。
1983年，他牵头创建了山西省食用菌开发研究中心，仅用短短4年时间就在全省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发展菇农数千户，使山西食用菌总产量从60多吨猛增至6000多吨；出口量由30吨增加到800吨，为国家年创汇200多万美元。
1987年，山西省成立了食用菌开发领导组，刘波教授担任副组长兼技术顾问。他积极协助先后任组长的郭裕怀、王文学两任副省长，大力发展山西食用菌产业。1989年，他又主持编写了《山西食用菌栽培》一书，有力地推动了山西乃至全国第一次食用菌热潮的形成，并为1990年前后全省形成食用菌年出口创汇600万美元以上的能力，特别是促使该省食用菌总产从1986年的5000吨先后跃上1990年1.6万吨、1998年3.3万吨、2000年4.3万吨、2005年5.5万吨的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实现20年来年均14%的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到2005年，山西省从事食用菌生产的农户已达82030个，年总收入超过1.6亿元，大批农户因此走上了致富之路。而今，山西人工栽培食用菌的种类，已达到20种，居于全国前列。
在全国范围内，自刘波之后，食用菌界又出版了相关著作40多种，从技术理论层面促进和支撑了各地食用菌栽培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05年底，中国食用菌总产量达1300万吨，占世界产量70%，并实现了大量出口。
刘波教授日前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山西省林区还有许多珍稀的野生种类，它们的商业价值极高，还有不少更珍贵的地下种类尚未开发。我的研究生1988年采自太原东山林内的地下一种块菌，经我们研究，认为是一个新物种，定名为中国块菌Tuber sinense K.tao et Liu，此文在1989年发表。后来，又有专家在四川、云南采到此块菌。外商知道后，许多人跑到那里，用三四百元一公斤收购；而运到欧、美，则卖到2000美元一公斤，在国际上将中国块菌炒得轰轰烈烈。这就是我们搞真菌的对人类的贡献吧！”
“中国药用真菌研究之父”
“文革”早期，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的“逍遥派”成员刘波，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发现舒筋散的配方中采用的原料，乃是他研究多年的真菌之一——蘑菇，遂发奇想：如果以真菌作药材为研究目标，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他开始大量翻找古医书，发现其中只是散乱地提到几种真菌，但也不准确。这更坚定了其研究决心。
目前确定后，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刘波首先到省医药公司仓库，观看了医药所用蘑菇种类，得到全部标本，并作了分类、鉴定，确定出拉丁文名；又下农村，钻山林，采集蘑菇，访问老农、老中医，求教各种蘑菇能治何病、有什么偏方；回过头，又查阅古本医书，整理出一批有价值的资料。而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他总是暗地里奋笔疾书。
在研究过程中，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一领域与大众生活的息息相关。因为这些菌物，如冬虫夏草、茯苓、猪苓、灵芝、银耳等，既可药用，又能作为保健食品。于是他决定将真菌与中药联结起来，写一本具有实用性的书稿。历经6年夜以继日地“地下”攻关，名为《中国药用真菌》的跨学科著作终于脱稿。
1974年，刘波的第五本专著——《中国药用真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真菌名词及名称》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药用真菌》的出版，在国内外真菌界产生很大反响。日本真菌学泰斗、裕仁天皇的老师平 直秀教授看到该书后，立即请本国另一位真菌学家选择其中的大型种类译为日文，于1975年7月——1977年4月，在其《菌蕈》月刊上连载。平 真秀亲自撰写前言，并评价刘波的研究为“将理论性的真菌学向实用方向发展开辟了一条很稳固的通径”。香港大学生物系主任格里弗兹（D·A·Griffiths），在其1977年出版的《香港真菌》一书的第五章《用于中药的真菌》中，用4页半的篇幅介绍了刘波的著作，并引用了书内的33个菌种。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将刘波的书作为教材。该书第二版（增订本）于1979年获山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并被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汉药学家难波恒雄教授、布目慎勇副教授再次泽为日文，于1982年由东京自然社出版。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生物学大领域内首次被外国学者翻译出版的专著，是中国生物学发展的一个质的突破。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树庭教授和高级讲师鲍运生先生，几乎同时来信，邀刘波共同将此书译为英文。后刘波与鲍运生合作完成合译，并于1980年在美国出版。《中国药用真菌》在1974——1984年的10年间，共出版3次、历经2次修订、扩充，总印数为8.77万册（不含美、日印量），是我国生物学界迄今印量最大的专著。在1981年——1995年间，刘波先后9次赴美国、日本、泰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讲学，进行考察、科研合作、学术交流，或参加国际会议。
我国学者陈士瑜2000年在《蕈菌医方集成》中称：“《中国药用真菌》是我国药用真菌方剂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臧穆称先生在2001年的《中国食用菌》10卷第三期中评价“刘波把我国的药用菌民间利用的情况向西方介绍，可谓光彩纷呈、络阳纸贵。”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小青女士指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开中国‘药用真菌’之先河。”我国真菌学家曹晋忠说，刘波先生是“中国药用真菌研究之父。”
随着《中国药用真菌》的问世，尤其是1984年的再次增印，我国迅速兴起一股药用真菌研究热。至今30年间，这一专业领域的专家陆续出版了20多本著作，并在内容上有所发展和创新。中央电视台从2010年元旦起，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家庭健康频道》栏目，播出药用真菌讲座，并邀刘波为该栏目科学顾问。近30年来，不少制药厂开始了真菌药物的制作，并完成了规模生产。中国菌物学会建立了“食药用菌专业委员会”。真菌学领域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按照用真菌”，也宣告诞生。据不完全统计，后来我国设置药用真菌专业组织的，有中国药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学会药用真菌专业组、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专业委员会、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长春中医药大学药用真菌研究所等。药用真菌学术研讨会自2006年举办以来，已举行过8届。许多青年专家、学者已成为药用真菌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根据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截止2000年，在我国发现的药用真菌已有297种，方剂及食疗方达3840个。在医疗、保健事业上，药用真菌正越来越受到城乡居民的青睐和重视。
2009年，《药用真菌》杂志创刊，刘波教授欣喜万分，致信祝贺——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研究、制造、开发药用真菌的人才不在少数；但确实缺少这样一种刊物。它的创刊，将给我国药用真菌的同行学者们一块‘用武之地’，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智。它是我国第一份属于中医药领域的刊物，更是真菌学界的一大喜事，应该大庆特庆！它将为我国药用真菌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此刊以普及为主并兼提高，它的问世必将受到国内外这一领域研究学者与应用人士的热情支持与欢迎。
现已知有几百种真菌子实体内含有抗肿瘤活性物质，还有许多种对人类某些特殊病症具有显著疗效。绝大多数食用真菌，均具有对人体的保健作用，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对真菌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逐渐对这群过去鲜为人知的生物产生了兴趣。
现今驰名全国的真菌药物和保健品，种类已不胜枚举。例如，上市的品种，已知的有灵芝糖浆、银耳糖浆、富硒灵芝宝、灵芝破壁孢子粉、蜜环菌片、猴菇菌片等等。2008年，又上市了一个新的保健品。它是珍稀的块菌制成的，叫做‘脉葆’。还有许多种‘原菌’（未加工的）也很有利用价值。尤其是我国海南省森林内，盛产着野生灵芝，也正被开发应用。
现今药用真菌在我国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且为广大群众所认可。可见，这一刊物的问世，恰逢其时，必将对药用真菌开发利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定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这是一位从事真菌研究60多年的生物学家的祝福，也是中国药用真菌事业奠基者对后来人的希望和嘱托。
从1952年执教至今，刘波教授先后教过学生2000余位，其中院士3人，具有教授或研究员等高级职称者70多人，省部级领导2人；在科研领域，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26部。作为真菌学领域一个全新分支学科——中国药用真菌学的创立者，作为我国地下真菌分类研究的奠基者，作为致力推广食用菌栽培技术、引领千万农民致富的实践者，作为曾担任山西省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的省部级领导，刘波在我国真菌学发展史上，写下了一座不朽的无字丰碑。
刘波先生80寿诞时，一位名叫董树林的老学者，曾题赠一首《沁园春》相贺：“京左英才，科苑巨匠，杏坛翘楚。登科技高峰，硕果累累；雄文巨著，宏论篇篇。新菌百种，创建四属，药用真菌学领先。中日英，有三种文本，内外流传。春风桃李满园，更喜见新秀胜前贤。看同窗老友，大展风采；增辉母校，裕后光前。老骥驰骋，壮心不已，犹在征途未下鞍。喜今朝，同举杯欢庆，颐寿延年。”
刘波说，他的理想是活到100岁，并撰联自勉：“期颐天年三万六千五百日，立说半百药食真菌富万民”。
刘波的心中，总是充盈着欢乐和希望。
著名真菌学家刘波教授与弟子常明昌教授一同野外考察
刘波语录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除了勤奋之外，往往是由于他能捕捉住人生中最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永远怀着的是比较乐观的内心预期，这是我一生的经验；
现今我国的应试教育压抑得学生喘不过气来，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学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广泛的作用，要使生物科学深入人心，仍需大力宣传，才能提高人民的素质；
现在又是食用菌栽培的高潮时代，希望各级政府大力加以扶持，用多种途径，加快农民致富速度。（作者：王楠、原永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