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校食药用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目前科技界、企业界和菇农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的难点既有成果转化固有特征的制约，又有成果本身质量问题，还涉及成果转化的机制、条件、渠道、中介市场以及成果使用对象的问题。笔者结合有关专家的观点就这些问题及其成因作下分析。以唤醒菌界人士的注意。
在目前食药用菌产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食药用菌知识或技术是否实现与食药用菌经济的有效对接，取决于食药用菌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科研院校，特别是研究型科研机构，是现代食药用菌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科技研究开发集散中心。它在培养适应于现代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同时，也产生一大批对我国食药用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重大科研成果，并将其推向市场，服务于社会。然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科研院校的研究成果对食药用菌生产所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据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统计，吉林省这几年有多项食药用菌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到10%，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每一个食药用菌科教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
难点之一：食用菌科技成果转化固有特征的制约
科研院校的食药用菌科技成果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类。尽管其形态各有差异，但转化过程都具有共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转化周期长。食药用菌科技成果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有关专家统计分析：一项食药用菌科技成果平均研制周期为4～5年，示范推广期2～3年，稳定使用期4年左右。有些食药用菌科研成果从创新思维产生到成果的取得，再到生产中推广应用，需要几年甚或更长的时间。二是风险大和不稳定性。食药用菌科技成果的重要内容是食药用菌良种及其高效生产新技术。食药用菌在生长过程中既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还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多种技术的组装配套以及多学科技术人员的参与，并需经过多重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和艰辛努力才能实现，因而，风险性大，稳定性差，复杂性增加。三是社会公益性强，商品性弱。食药用菌科技成果转化的公益性主要表现在如何有效地提高食药用菌生产水平，满足社会对食药用菌产品的需求，受益于广大消费者。但由于使用成果的主体多为实力较弱的菇农，无力支付较高的成果转让费。因此，食药用菌成果研制者往往只能以无偿或无偿与低偿并存实现转化，甚或不仅不能获得应有回报，还迫使从本来就严重不足的科研费用中切出一块补偿转化成本支出。这样，既大大降低了成果的商品性，也削弱了成果转化的自觉性。四是转化条件选择性强。食药用菌科技成果大都是在实验室或试验基地中取得的，均受较严格的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和人为因素制约。要大面积应用于生产，亦需要与这些条件有较高的吻合度，否则，食药用菌成果转化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难点之二：内因——食药用菌科技成果本身的质量问题
分析目前科研院校获得的食药用菌科技成果，仅有少部分商品化程度高，转化快，甚至呈“不推自广”的态势。但大部分非物化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不高，难以与生产对接，不易甚或不能转化，“推而不广”。究其原因，主要属食药用菌科技成果本身的质量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科研选题偏离于市场需求
目前，我国科研院校90%左右的食药用菌科研项目来自于政府的各种基金资助，多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比例较少，直接运用于生产的应用开发研究则更少。不是来源于市场与生产需求，不能直接运用于生产，这样，就导致了广大食药用菌科教人员的科研取向不是面向市场和食药用菌产业建设，而是面向政府。投入过多的“辛勤劳动”用于政府项目的申报、论证、检查、验收、鉴定等非研究工作。由于政府目前对科研管理的机制还不能完全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部分立项“起点”就偏离了市场。再加之相当部分科教人员功利思想突出，“现得利”的潜意识占上风，热衷于项目完成后能获得符合目前成果鉴定程序的国内或国际“水平”的高低，而不重视是否能应用于生产；热衷于为评职称而赶进度、凑指标、写论文、多出书的脱离生产式的科研思维，而不顾及为生产需求赶进度，为食药用菌业增收创指标，为食药用菌技术改进“写论文”、“出著作”。这样的科研项目即使完成了也很难形成“过硬”的现实生产力，难以实现转化。
2、多数食药用菌科研成果不能直接应用于生产
一是科研院校食药用菌基础应用及应用开发成果构成“头重脚轻”，要实现转化，则包括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及开发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研究向技术开发的“实物”性成果转化，实验室开发类成果向中试、示范推广转化等等。更何况有相当部分成果本身就“先天性”不足，实现转化的难度可想而知。
二是科研成果偏于产中研究，产前、产后配套研究缺乏。目前，科研院校食药用菌科研成果多是在食药用菌生产某些重要问题或关键技术环节上有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体现出较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也恰好吻合于目前的成果评价体系，能获奖或获得重大奖励。但这些成果多半不是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完整技术。因为一项完整的可直接应用的成果，不仅仅要在关键指标上达到高水平，还必须根据生产实际的需要解决许多常规的技术、工艺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非常繁琐、非常辛苦但又不能体现水平，科技人员多不愿从事的工作。固然“产中”阶段的成果实现转化可能会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但如果不配套，则成果本身的效益大多难以实现，可行性较差。
三是成果利益的负效益导致“一多二少”的现象普遍，即小成果多，“硬”成果少，重大成果少。由于目前科研院校成果的有无及其排名与职称的晋升、津贴的多少、荣誉的大小、以及各类人才的衡量标准等利益挂钩，因此就出现了争先恐后想当课题（包括支课题）的主持人，最后获得一个关呼本人利益的成果的普遍现象，形成了食药用菌科研“转包、分包”的“怪圈”：科教中心区（已成为科研项目“寡区”）“重量级”人物（已成为科研项目“寡头”）牵头“领取”国家或省部级投资额度不算太少的重大课题，然后将项目“肢解”为数目不少的支课题（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平衡地区关系，有时也是需要这些“基层”科教人员干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这样“一包”的主持人与参加人（多为支课题主持人或称“二包”的负责人），少则10～20名，多则30～40名。每一个支课题的“二包”一般多为地方“重量级”或代表性人物（或地区性科研项目“寡头”），参加人也少则有一、二十名，还不包括有些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资历、年龄、学历等）排不上名序但属真正“干活”的科教人员。这样纵向仔细分析，一个大课题的“一包”责任人的主要任务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来协调“二包”之间的科研关系，协调下达科研项目的上级部门与本课题组的关系，真正能进实验室搞研究的时间和财力就不是很多了，但实际上他“切掉”的“肉”（即课题经费）往往是相当“肥”的。“二包”责任人尽管在大课题中它是参加人，但作为支课题的主持人，项目完成后又可单独报奖，往往还是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他也可能是参照“一包”的模式，首先又从本来就不富裕的课题经费中切掉一大块“肉”，然后将支课题内容分解成由若干责任人完成的“小课题”。而自己本身的责任也就自然而然的与“一包”相似了。最后，留给真正搞研究的“人”与“肉”相当有限。这样，一个大的科研课题，经过层层转包，课题越分越小，项目挂名越来越多，落到实处真正进实验室或实验地搞科研的经费少、人不多，形成了“拿钱者”有名“不干事”，“干事”者无名少钱难“干事”的局面。食药用菌科研项目这种名不“转”而实际“转包”的现象还不同于建筑业的“转包”。建筑业每转包一次分流的费用是相对较低的，可渭“支流”，而科研项目每转包一次“抽油”量较大的，相当于长江、黄河的大掘口；建筑业最后留给盖楼的费用是主要的，而科研项目留给最后“干事”的经费是相对较低的，多则是总项目经费的1/3～1/2，少则可能是1/5～1/4，甚至更低；建筑业转包从上到下看是“宝塔型”，而科研项目则是“倒塔型”。正因为如此，目前好多科研是“项目大”、“成果软”，水分较多。要么成果太小，无法配套，根本不能转化；要么转化难度很大；要么即使转化，收效不大。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是科研成果偏于产中研究，产前、产后配套研究缺乏。目前，科研院校食药用菌科研成果多是在食药用菌生产某些重要问题或关键技术环节上有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体现出较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也恰好吻合于目前的成果评价体系，能获奖或获得重大奖励。但这些成果多半不是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完整技术。因为一项完整的可直接应用的成果，不仅仅要在关键指标上达到高水平，还必须根据生产实际的需要解决许多常规的技术、工艺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非常繁琐、非常辛苦但又不能体现水平，科技人员多不愿从事的工作。固然“产中”阶段的成果实现转化可能会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但如果不配套，则成果本身的效益大多难以实现，可行性较差。
三是成果利益的负效益导致“一多二少”的现象普遍，即小成果多，“硬”成果少，重大成果少。由于目前科研院校成果的有无及其排名与职称的晋升、津贴的多少、荣誉的大小、以及各类人才的衡量标准等利益挂钩，因此就出现了争先恐后想当课题（包括支课题）的主持人，最后获得一个关呼本人利益的成果的普遍现象，形成了食药用菌科研“转包、分包”的“怪圈”：科教中心区（已成为科研项目“寡区”）“重量级”人物（已成为科研项目“寡头”）牵头“领取”国家或省部级投资额度不算太少的重大课题，然后将项目“肢解”为数目不少的支课题（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平衡地区关系，有时也是需要这些“基层”科教人员干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这样“一包”的主持人与参加人（多为支课题主持人或称“二包”的负责人），少则10～20名，多则30～40名。每一个支课题的“二包”一般多为地方“重量级”或代表性人物（或地区性科研项目“寡头”），参加人也少则有一、二十名，还不包括有些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资历、年龄、学历等）排不上名序但属真正“干活”的科教人员。这样纵向仔细分析，一个大课题的“一包”责任人的主要任务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来协调“二包”之间的科研关系，协调下达科研项目的上级部门与本课题组的关系，真正能进实验室搞研究的时间和财力就不是很多了，但实际上他“切掉”的“肉”（即课题经费）往往是相当“肥”的。“二包”责任人尽管在大课题中它是参加人，但作为支课题的主持人，项目完成后又可单独报奖，往往还是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他也可能是参照“一包”的模式，首先又从本来就不富裕的课题经费中切掉一大块“肉”，然后将支课题内容分解成由若干责任人完成的“小课题”。而自己本身的责任也就自然而然的与“一包”相似了。最后，留给真正搞研究的“人”与“肉”相当有限。这样，一个大的科研课题，经过层层转包，课题越分越小，项目挂名越来越多，落到实处真正进实验室或实验地搞科研的经费少、人不多，形成了“拿钱者”有名“不干事”，“干事”者无名少钱难“干事”的局面。食药用菌科研项目这种名不“转”而实际“转包”的现象还不同于建筑业的“转包”。建筑业每转包一次分流的费用是相对较低的，可渭“支流”，而科研项目每转包一次“抽油”量较大的，相当于长江、黄河的大掘口；建筑业最后留给盖楼的费用是主要的，而科研项目留给最后“干事”的经费是相对较低的，多则是总项目经费的1/3～1/2，少则可能是1/5～1/4，甚至更低；建筑业转包从上到下看是“宝塔型”，而科研项目则是“倒塔型”。正因为如此，目前好多科研是“项目大”、“成果软”，水分较多。要么成果太小，无法配套，根本不能转化；要么转化难度很大；要么即使转化，收效不大。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3、食药用菌研究和开发经费不足
主要表现在项目经费较少。一个国家级食药用菌科技攻关项目经费就200～300万元，一个支项目多则十多万元，少则3～5万元。省级科研项目多则十多万元，少则2～3万元。这么少的经费科教人员往往用于争取项目、课题申报、论证、检查、验收、鉴定等往往要花掉全部经费的50%～60%，甚至还高，再加上科教人员日常工作开支约为课题经费的10%～20%，真正用在课题研究上的经费低于40%。还能指望有多少经费能留给成果转化。其三，用于成果转化的经费严重不足。尽管我国近年来启动了食药用菌成果转化资金专项，但对每项成果转化的经费支持力度较小，多为30～50万元。据某知名专家多年科研管理的统计分析，一项食药用菌科研成果要实现目标转化所需费用一般是研究经费2～3倍，甚至更高。谁还爱干哪些“没钱”、“利益少”，又辛苦的成果转化工作呢？
难点之三：外因——食药用菌成果转化的条件与对象问题
1、机制问题
一是科研院校内部缺乏促进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导致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仍然沿用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的模式搞科研。即：申报政府项目——可行性论证——项目实施（科学研究）——阶段性检查及汇报——撰写研究报告——发表论文或著作——项目验收——成果鉴定。诚然，在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许多科教人员的观点有所改变，但必定他们市场意识比较淡薄。走出校门既担心自己的科研成果被他人占用，又害怕成果转化风险太大；既担心成果转化资金难以保证，又害怕长期进入市场对自己的利益（如职称晋升等）有影响。最后“优选”的途径还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实验室研究、发表论文、成果获奖上来。这样必定对自己的职称晋升、荣誉获得等均能“现得利”，“早见成效”。造成这种局面的实质在于强化成果转化的约束机制。二是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科研成果与市场不能有效对接。目前尽管各项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改革政策已相继出台，但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措施不配套，市场机制的成熟度不够，不能有效地配置各种市场资源。首先，成果使用者、特别是食药用菌企业不能摆脱旧体制的束缚，缺乏依靠食药用菌科技进步的实力，导致科研院校与食药用菌企业的“智力对流”受阻，食药用菌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也就难以实现。再者，食药用菌产业发展本身还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科技发展也缺乏面向食药用菌生产的主战场的活力，这样极易造成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对接。三是实施食药用菌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驱动机制不健全，导致成果使用者与成果研制者很难找到利益结合点。在实施食药用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成果使用者，特别是一些有实力的食药用菌企业，往往热衷于高投入和扩大生产规模来追求自身发展，但缺乏为食药用菌成果研制者提供必需的经济支撑并承担风险，以及共同开发新成果或新技术的热情。甚或有些企业尽管将科研院校作为技术依托单位，但往往重心不在于转化成果，而在于借科研院校的“招牌”申报政府的无偿或低偿资金项目，推自己的产品。四是食药用菌科研院校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尚未健全。目前科研院校成果转化多划归一些不具备转化条件和职能的管理部门，他们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权、责、利不明确，政策不配套，特别是缺乏对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的科教人员定量化评估办法。这样绩效难衡量，科教人员积极性不高则成必然。
2、成果转化环节问题
一是支撑成果转化环节的基础薄弱。目前科研院校由于资金及其它主客观原因等长期缺乏或忽视中试条件建设，造成许多食药用菌新技术、新成果难以通过中试和示范环节从学术殿堂走向实际应用，只能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二是成果转化操作简单，没有找到最佳的结合点。科研院校多数科教人员在推介自有研究成果时就像申报科研项目一样，习惯于找各级政府，而对直接到生产实践中找市场并不熟悉也不习惯，甚至更不情愿。然而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一则对食药用菌生产的干预越来越少，他们本来就对一些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成果很难理解，对其转化的条件建设资助很难做出准确判断。这样，期望政府部门找到合适的需求方实在勉为其难。三是没有建立或健全适应成果转化的技术市场。食药用菌技术市场在我国远不能适应食药用菌科技成果转化的要求。信息传播不畅必然会导致“科研成果压库存档，菇农及食药用菌企业找项目难”的局面。有些食药用菌龙头企业手中拥有一定的资金，需要更新换代产品或上新项目，却无法利用食药用菌技术市场，掌握哪些成果已经完成了，达到怎样的水平；哪些成果开发还需要什么条件，与自己的实力有多大的吻合度；哪些成果开发出来的前景广阔等等。只能是盲目地寻找技术合作伙伴，结果浪费人力、财力，错过投资的最佳时机。四是食药用菌成果转化与生产需求不能有效对接。
食药用菌科技成果的主要转化场所在农村，使用对象是菇农。只有让菇农真正认识掌握应用并产生了效益，才能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但是目前我国食药用菌的现状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菇农经济实力太单薄，普遍对食药用菌科技认识不足，既不可能使他们具备增加科技投入的内在动力，也不利于一些大型综合性的食药用菌技术的应用，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承担对传统食药用菌进行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的任务；同时，还会增加他们采用食药用菌科技从事生产面临的随机风险、承受更高的机会成本。他们往往会在权衡各种机会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理性地选择放弃采用食药用菌科技成果。再就是菇农整体素质较低，不适应现代食药用菌科技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水平低。据我下乡统计菇农高中文化种菇的也极少数。二是科技水平低，吉林省现有从事食用菌生产的菇农中，系统受过食药用菌技术教育者不足千分之一，即便是经过较系统的食药用菌培训也不多。三是劳动力水平较低。由于食药用菌产业既辛苦又有风险的产业。故而大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离乡而从事其它行业，带走了对现代食药用菌新技术易于接受的相当一部分人群，使本来素质不高的菇农“雪上加霜”，实际种菇者老、弱、病、残占较大比例。（本文承蒙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陈宗泽教授指点再此表示感谢）（作者：myb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易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