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户口，带着知识，带着希望，带着理想，三个应届大学生落户农村，种起蘑菇
1月17日，安徽凤阳冬日的清晨异常寒冷，太阳还没有出来，薄薄的一层雾气笼罩在天空。小岗村西头一片片黛绿的麦田里耸立着一座座蘑菇养植大棚――――这就是记者此行的目的地：寻找三个在当地落户当农民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这些农活，我都能干好”
清晨，一个普通大棚中，苗娟和她父亲进进出出，忙碌着给土层补土。父亲嫌苗娟干活“不利索”，让她出去，苗娟捋了捋染成棕黄色的头发笑盈盈地对记者说：“他总是不放心我，其实这些农活我都能干好。”
的确，如不走近了看苗娟脸上那浓浓的书卷气，只远远地看她干农活的身手，那份地道，那种泼辣，怎么看都像个地道的农家女。
21岁的苗娟是安徽科技学院微生物专业的大四学生，半年多前，她和同学周盘龙、王中华一起把户口从学校迁到了小岗村，在这里扎下了根，在村外田野上建起了九个培育双孢蘑菇的大棚，一板一眼地当起了农民。
说起到小岗村种蘑菇的起因，王中华说“其实很偶然”。那是2006年3月的一天，他受同学之邀到凤阳城郊看蘑菇。当天没有见到蘑菇，倒是听看大棚的老大爷讲了一番双孢蘑菇的市场行情。
王中华动心了。回到学校后，他立即上网查找双孢蘑菇的相关资料。随着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王中华热血澎湃了，决定尝试一下。
他把自己的打算说给好朋友周盘龙听，两人惊奇地发现彼此有着相似的想法。
周盘龙有这想法缘于2005年的蘑菇大棚实习课。经过几个月的亲身接触和体验，她在大棚里目睹了菌种从稻草中长成白花花双孢菇的“神奇”景象，还了解到它的良好市场前景和效益。
“想法归想法，而最后能到小岗村当农民、种蘑菇，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苗娟坐在自家窝棚的火炉前告诉记者，“如果说一开始就让我落户农村种大棚，我肯定会很犹豫。”
刚开始苗娟的打算是：“在学校或者县城外找块地方，100平方米左右就行，种些蘑菇，挣点零花钱，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苗娟诚恳地告诉记者，“其实当时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能顺便学点技术，毕业要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就回老家种蘑菇去。”
三个同学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王中华出面联系上了凤阳城东蘑菇大棚的负责人张超。听到学生们愿意种植蘑菇，张超很高兴，但他认为校园人多不利于蘑菇生长，而且种植100平方米，成本太高，效益不会好。
可苗娟他们并没放弃种蘑菇的计划，他们继续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转机出现了。2006年4月，小岗村出台了优惠政策：种植双孢蘑菇可获得每个大棚1万元的无息贷款和6500元补贴。不过，小岗村生产发展基金必须用于本村村民的生产发展，只有本村村民才能享受这1万元的无息贷款和6500元补贴。
机会就在面前，但其条件也是一般大学生难以接受的：要把户口从城市、从大学迁到小岗村去，就是当真正的农民。
安徽科技学院有9个学生报了名，最终退出了6人，只剩下王中华他们3个人下定决心落户到小岗村。
大学生要做农民？他们的父母极力反对。苗娟的父亲得到消息后，急忙关闭了在淮北市经营多年的小饭店，赶到凤阳。他要劝女儿回心转意。上个大学多不容易，好容易从农村进了城，怎能又回农村呢？他要问女儿个究竟。但女儿心意已决，他只好留下来，在大棚边搭个窝棚，给女儿当帮工。
王中华的情况则要好一些，“父母从我上高中起就比较尊重我的意见，比如说家里要添什么大件的物品，总会征求一下我的看法，已经把我当大人看待了。但他们听说我要到村里当农民，反对的态度非常坚决，后来看没什么效果，就撂下一句话，‘最终的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承担’。”说到这里，王中华说：“为人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事业有好的发展？我这事，周围的人会咋说，父母在家里要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我特能理解！”
不过，跟天下父母一样，王中华和周盘龙的父母气过之后，心痛儿女了，他们也都决定，年后到小岗村住下来，帮他们的儿女种蘑菇。
“这仨孩子能吃苦，俺佩服”
2006年学校刚放暑假，心比夏天的烈日还热的王中华、苗娟、周盘龙就拖着被子、衣服等行李上了开往小岗村的公交车。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村里。”王中华平静地回忆着半年前的情形，“天气热得睡不着觉，没有电视，没有人说话，只有蚊子的嗡嗡声和偶尔的几声狗叫，安静得要命，想想同学们都已放暑假回家，心里失落落的，很不是滋味，想家。”
但时节不等人，仨同学没有时间继续“失落”和想家，就投入了大棚建设。
建大棚首先需要买毛竹，一个大棚需要700多根，他们每个人要建3座大棚，光是毛竹就要搬动2000多根。“买毛竹已经花了一大笔钱，像装卸车这样的活儿，我们都是自己干，那能省百十来块啊。”王中华说。虽然来自农村但很少干农活的苗娟一个人爬到大卡车上，将十几米长的毛竹抱起来往车下扔，才扔了十来根，手上就已起了三个水泡。“这活要是放到现在，没啥问题，你看我的手上都有茧了。”苗娟伸出手来让记者看。
就这样，苗娟硬是咬着牙坚持把毛竹卸下了车。“当时天下着小雨，我们忙着卸车，干得热火朝天，等卸完毛竹时，浑身湿透了，也不明白是雨水还是汗水了，其实那会儿也想不动了，”苗娟浅浅地笑着，“因为累得动都动不了，身体太累的时候，头脑也不会动了。”
买原料仅仅是最初的一步，接下来要建大棚。大棚的框架是请人帮助建的，而完善大棚及铺设里面的菌床，还需要多道工序。从铺塑料薄膜到用铁丝固定菌床，都需要他们自己动手。“那些农活，我都学着干，想省钱啊！我的钱都是从银行贷来的，一分钱恨不得当成两分钱花。”苗娟说：“大部分的活都是我和我父亲干的，基本上没请外人。”
尽管有父亲帮助指点，苗娟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给大棚加热需要大量的水，一次雨过天晴，水沟里流满了水，苗娟一手拎着二十来斤重的水泵，光着脚跳进沟里。一脚下去，一阵钻心的疼，苗娟大叫一声跌坐在烂泥埂上。她从泥泞中抽出脚来，发现一根铁丝扎入脚背。“我拔出铁丝，血开始往外冒，染红了沟里的水。”苗娟还是那么平静地回忆着，好像在讲一个很久以前的、别人的故事。一个多月后她的脚伤好了，而疤痕永远地留在了脚背上。这事是她父亲先告诉记者的，而苗娟自己却说：“都已过去很久，要不是我爸说，我都忘了。”
苗娟记得的都是那些美好时光，记得蘑菇破土而出的娇嫩可爱，蘑菇出售时的供不应求。
为了赶进度，苗娟他们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出发，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一个月后，他们三人追上了村民们种大棚的进度。
看着苗娟他们的这副“拼命”样，村里的韩国学老人感叹地说：“这仨孩子能吃苦，俺佩服！”
“我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小岗村村民”
1月19日中午，在苗娟家低矮的窝棚里，菜板上切好了一小堆茄子块儿，锅上蒸着米饭，因暂时没火炒菜，她便顺手打开了床头的小电视机，尽管只能收到3个地方台，苗娟还是喜欢打开看一看。“在村子里，就是眼前这些事，吃饭、干活、睡觉，好像与外界隔绝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对记者说，“打开电视看看只是个习惯，其实看不到啥。”
她怕记者理解错了，立即说：“不过我们村情况很快会好起来的，在我们的要求下，村干部决定过完年就把宽带接进来，再买几台电脑。到时候就能上网了，可以多了解外面的信息，特别是双孢蘑菇的市场行情和最新技术发展。”
“你们村？”记者问。
“是啊！我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小岗村村民啊！”
刚来小岗村的时候苗娟的感受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感觉是：“我关心的事情，村民们不感兴趣，认为我‘不着边’；而村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又觉得‘没意思’。”而现在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苗娟经常主动找村民聊聊天，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包括家长里短，村民也会来找苗娟打听明年蘑菇的种植情况，并要求提供技术上的帮助。“现在走在大街上，大家都叫我小娟，很亲切的。”苗娟笑着说。
王中华告诉记者，“村民们说话就那样，喜欢直来直去的，并不是有意为难你。他们的话你一开始听着感觉不顺耳，不舒服，其实那就是他们的口头禅，并不是针对你的。”
和苗娟他们一样，村民们对他们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看着三个大学生到村里来落户，当起农民，干起农活，村民们一开始觉得“肯定不怎么样”，后来通过观察接触，看法有些改变。等到了“秋后算账”时，他们大吃一惊，同是种蘑菇，苗娟三个大棚一季收入36000元，在十几个种植户中名列第二，周盘龙的收入也在30000多元。从此以后，许多种植户和打算第二年种植的农户都喜欢找苗娟他们聊聊“蘑菇经”。
总结这半年多当农民的感觉，苗娟的回答简单而干脆：“还行！”
“改变需要慢慢出现，我们有耐心”
尽管苗娟他们初战告捷，信心大增，但村民们的疑惑依然存在。有村民在苗娟的蘑菇大棚前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棚要投资两万元左右，蘑菇一共可以采两季，秋季三茬，第二年春季只有两茬。2006年的双孢蘑菇市场行情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年，一市斤地头价卖到了2.5元，去年秋季一个大棚的毛收入平均在1万元，第二年春季收入一般占全年收入的40%，也就是7000元。就是说，一个大棚全年正常收入不过1.7万元，而每年要新投入将近1万元。同时蘑菇行情波动很大，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是的，村民们讲的是实情。”王中华说，“种植蘑菇大棚如果只种三五个，确实挣不了多少钱，所以需要上规模，规模上去了，利润也就可观了。”
“而且种大棚不能光盯着蘑菇，比如秋季采摘结束直到第二年春季，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大棚在闲着，人也闲着，就像现在你看到的，这是资源浪费与损耗。”王中华说，“我打算在冬季的时候种些金针菇和木耳等，这又是一笔收入嘛。”
而学生物技术的苗娟则学以致用，从菌种上打起了主意。一个大棚买菌种就要花去近千元，苗娟认为这笔开销完全可以省下来。“母种是从福建买回来进行扩接的，而培育技术呢，我在学校学过，我们完全能操作成。”苗娟很自信地说，她甚至计划将来为村民提供菌种。
“种蘑菇的技术虽然成熟了，但具体的生产工艺还很落后，基本上是体力活。村民们长期以来干习惯了，没感觉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有更先进的工艺可以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结果只能延续着一家一户的简单劳作。”王中华滔滔不绝地给记者讲着年后的计划，“我们首先要购进翻堆机等设备，大棚要用黑油毡代替传统的稻草，不仅保温效果更好，而且省钱、耐用。然后……”
王中华说他2006年特别忙，不仅忙着种蘑菇，小岗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事也牵扯了他很多的精力。“总算没白忙活，去年11月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在第一次会议上，王中华被选为理事长。他介绍，以后合作社将统一负责种植蘑菇的原料采购、生产、销售等一系列工作，争取自己培育菌种、建深加工厂……
很快三个大学生就让村民们相信，他们的科学种植、延长产业链等计划并非空中楼阁：就在记者来小岗村采访的这几天里，就有蚌埠的两位客商来到小岗村，商谈双孢蘑菇深加工的事情。
虽说现在是冬闲时节，王中华他们依然没有闲下来的时间，今年合作社的工作规划要制订，过完春节大棚数量将由去年的35个增加到300个左右，报名的村民和大学生要登记、安排，今年需要的毛竹要在过年前预订好……
王中华他们在村子里点点滴滴地工作着，或紧张，或忙碌，或兴奋，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小岗村掀起种蘑菇热潮。
面对村民的热切希望，三个大学生表现很冷静。
“改变需要慢慢地出现，我们有耐心！”王中华说。
苗娟在自家的大棚前。
王中华在向客户介绍他的蘑菇
周盘龙喜获丰收。
吴晓泉摄
采访日记
2007年1月17日 星期三 晴
经过一夜的长途颠簸，下了火车转汽车，今天早上到达凤阳县城。凤阳虽说仅是个小县城，但因凤阳花鼓和朱元璋的原因，我很小就知道它。
凤阳给我的第一印象和以前所见过的其他县城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太高的楼房，自行车和汽车拥挤在一起的马路。但还是有一点让我感到很特别：凤阳的县委大院依然保留着已很难见到的一排排平房，平房门前挂着某某局、某某办公室的牌子。
“除了带领村民致富，他们为农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这样的新型农民。”一见面，县委宣传部部长路传新就对王中华他们三个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搭小岗村党委书记蒋保斌的车赶往小岗。
“我特别喜欢和这三个大学生待在一起，他们经常能给我一些鲜活的东西。”蒋保斌一路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能到小岗来，改变一下我们这里村民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一条名为友谊大道的路笔直地穿过村子，路的两边有看起来才建不久的小学，有小超市，有杂货店，有扛着农具停下来闲聊的村民，还有小岗村人直到现在都引以为自豪的“大包干纪念馆”。
“我非常向往北京，如果不是来小岗村创业，一定要去北京工作。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游游故宫，这些都是我从小的愿望。”一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王中华立刻这么说。然后才兴致盎然地给我讲现在的日常生活，讲他的大棚蘑菇，讲他的专业合作社，讲他的计划、村庄的未来。
我注意到，来往的村民都要和他打个招呼，聊上几句。我笑着对他说：“看来你和村里的人很熟，很能谈得来嘛！”
“那当然，天天在一个村子里，接触的就是这些人，能不熟吗？”
2007年1月18日 星期四 晴
晚上9点多钟，一些村民已经进入梦乡了，从窗户望出去，见到的是星星点点的农家灯火。我和王中华同住一屋，或许是由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虽然感觉很困，还是毫无睡意，王中华也无困倦之意。
或许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缘故，王中华的谈话显得要比白天轻松一些，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记得在白天的采访中，曾听他说，女朋友在准备考研，我就随口问他准备得如何。“准备得还是不错的，她学习很努力、很用功，考上的可能性很大！”他半靠在床铺的一角，手里摆弄着手机，“我也希望她能够考上，她为考研付出了很多。”
“那她对你来小岗村创业，当农民，有什么想法？真的赞成吗？”我追问。
王中华淡淡地说：“她曾问过我好多次‘你会不会在小岗待一辈子？’‘你甘心在农村就这么待下去？’‘你就愿意一直当个农民？’总之就是这类的问题吧，经常会问的。她不想到农村，希望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希望能到大城市去发展。”
“你的意见呢？”
“我的态度很坚决，要在小岗发展下去，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迈出这一步，总算有了个眉目，不能有什么动摇。”
“我和她有约定，她去城市，我在农村，各自发展，看谁发展得好。如果我在小岗发展不下去了，我认输，去投奔她；如果她在城市发展不顺利，也可以回来找我。但我相信我不会输！”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王中华的表情，但从口气上判断他的态度很坚决。
可能这个话题有些沉重，王中华主动避开了，又和我谈开了他的“蘑菇”，他的“事业”，他的“本行”，他在滔滔不绝地讲着，神采飞扬。我只是个忠实的听众，静静地听，基本上插不上话。
后来，他的手机响了，他开始很热情地和电话那边的人聊了起来。渐渐地我听出来了，他聊天的对象是他们合作社的一名成员，小岗村的一个蘑菇种植户。我原以为他们的谈话会很快结束，然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呆坐在一边，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着。他们谈话的内容很杂，说东拉西，基本就是拉家常。
“过了年买毛竹的事，也要赶快定下来，不要到时候又搞得匆匆忙忙的，很被动。”
“我们的合作社要尽快争取一些资金的扶持，只有有了资金，才能开展工作。”
“首先要进行对比实验，引进蘑菇种植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给蘑菇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社。”
“合作社争取来的钱，不是分给我们每一个成员的，是用来推动大家一起发展的。”看来双方有了分歧。“坚决不能分！”作为合作社理事长的王中华加重了语气。
2007年1月19日 星期五 晴
下午4点多，暖暖的冬日斜阳洒满村庄，我和苗娟一起走在通往她家蘑菇大棚的路上。这条路对于苗娟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她每天都走两三个来回，收获的时节走的还要多。
尽管这条路足足有3里多长，苗娟却从不感觉有多远，“没多远，连走带玩，一会儿就到。”昨天她笑着说。但今天，她在去大棚的路上却有点闷，一路上不多说话。尽管和苗娟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知道她最感兴趣的话题离不开她那三个大棚和年后的扩建计划，于是就有意识地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她才把“烦心事”说了出来：
“我们又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没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不就是种了几个大棚，干了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吗？现在就经常受表彰，一批批记者来采访，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
“说句实话，我也很想到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工作，”苗娟继续说着，“但是我学的就是微生物技术这个专业，到大城市找工作是很难的，有时候即使能找到一份工作，也不能学以致用，发挥不出来，我知道许多往届的同学就是这样的。”
我无法正面回答她，就说：“你现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还是很值得高兴的。”
“那是！去年我的收成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好的，今年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种双孢蘑菇一定要有规模……”苗娟的心情又好了起来，“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报名来小岗村创业，有安徽的、江西的，还有黑龙江的，我每天都能接到这样的电话。”
“那是好事情啊，这是学你们仨呢。”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去年是由于蘑菇市场行情好的缘故，我们的效益还不错。市场的情况可没准，前几年波动还是挺大的，曾有过每斤1块8毛钱的收购价，我们还需要做许多事情来应对市场的波动。而且许多人只是从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介绍，以为来了就能挣钱，能成功，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农村的生活他们不一定能够适应，所以凡是打电话来的人，我都告诉他们要亲自来看一看，最好能住一段时间，实地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
2007年1月20日 星期六 晴
从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快，今天已是我来小岗村的第四天了，采访任务基本完成，订了晚上回北京的火车票。在走之前，我有个心愿：去参观大包干纪念馆。1978年以严俊昌为首的18位农民冒着风险把手印摁到了联产承包土地的文书上，启动了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
参观很快结束了，非常巧的是，在这里我遇见了严俊昌老人。老人尽管已年过花甲，但精神依然矍铄，很健谈。听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他一把拉住我，主动谈起了当年的大包干，谈起了近几年小岗村的建设、发展。当听说我是来村里采访三个大学生种蘑菇的事，老人表达了期望。“我小儿子准备建几个大棚，他愿意跟着大学生们干，年轻人的事，我不多管。”
走出纪念馆，在去苗娟家的路上，迎面碰到村民关正银，我随便问他“在忙什么”，他说：“还能有什么，建大棚的事呗，好多事都得有个着落。”
和苗娟一起走进她临时搭建的小窝棚，一个清秀的小伙子坐着一个小板凳边烤火边看电视，一见苗娟进来，急急地说：“村里的政策已经定下来啦，来的大学生能包租5个大棚！”
“是吗？”看起来对这个消息苗娟也很兴奋，“我再租10个大棚，咱们就能好好地干一番啦。”
“他是你的男朋友？”我问苗娟。
“是！也是来包大棚的。”小伙子抢先答道。
“不是，”苗娟害羞地说，“是我的同班同学。”
“是你把人家拉来的吧？”
苗娟笑了笑没回答，也顾不得回答了，因为她已热火朝天地和小伙子谈论起毛竹、黑油毡等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