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在西晋时已开始种香菇
最早记载香菇人工栽培的是西晋的大文学家张华（232－290），他在所著《博物志·异草木》中有曰：“江南诸山群中，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椹，食之有味，而每毒杀人。”张华记下了长江以南在晋代（265－420）乃至更早时人工砍树种香菇的情况。“椹”即“蕈”的同音字（方言），全中国惟我市龙泉、庆元、景宁三县菇民称菇为“蕈”。
与张华所记对应的是《山蔬谱》，有曰：“永嘉人，以霉月断树，置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俗名香菇，有冬春二种，冬菇尤佳。”这段文字所记为浙江菇民的香菇砍花法栽培。时间为隋朝（581－617），因为在龙、庆、景三县中，龙泉建县最早，亦在唐乾元2年（759年），此前这三县均属永嘉县。到唐时（618－907），改名为温州治；明、清为温州府。《山蔬谱》将龙、庆、景菇民写为“永嘉人”，是为常理。
张华和《山蔬谱》作者不详，但其证明了浙江人在1800年前已开始栽培香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此时是靠孢子的自然繁殖，“密斫之”是砍花的形象记录。意思是在树皮上密密地砍上疤口，让香菇孢子于其上自然萌发成菌丝后，长香菇。
庆元是我国历史上菇民人数最多的县份。菇民信奉吴三公为菇神，吴三公于宋建炎四年（1130）三月十七日出生，因排行第三，后人尊称其为吴三公。在离县城20公里处有西洋殿——中国最大的菇神庙，由龙、庆、景三县菇民集资于光绪元年（1876）建成，专门祭祀吴三公。
庆元县龙岩村位于龙、庆、景三县相交处，可谓“鸡鸣三县”，与三县县城距离分别为60至70公里，正在江浙二省最高峰——凤阳山和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间。1993年11月，国际热带菇类学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张树庭先生来庆元参加香菇国际会议期间，曾为吴三公祠题词：“香菇之祖”。这个题词现以石碑置存于龙岩村的吴三公祠内。
龙岩——我将其奉为中华香菇文化第一村。小小山村，四周环以参天古树，潺潺流水自村中而过，景色秀丽，居民朴实好客。上百户人家95％以上姓吴、世代均以生产香菇为生。村口建有一座吴三公祠，祠边的香菇诗词碑廊，刻有历史上诸多学者、诗人、官员歌颂或记述香菇的石碑十余块；村中有一座香菇历史文物展示室，数百年来菇民之生活和生产工具，租山文契等陈列其中；山坡上还建有延续千年的砍花法菇寮。走进龙岩，仿佛进入菇的历史与菇的世界。
宁波：中日香菇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发祥地
日本最早记录香菇的文献，是道元禅师的《典座教训》。在这部经书中，称香菇为“倭椹”。“椹”即为“蕈”。这个倭蕈的名字是谁先叫出来的呢？历史记载是公元1223年，道元禅师乘伊势津芝源左卫门商船来宁波，“……在庆元舶里，倭使头领说话时，有一老僧来，年约60岁许，一直便刻船里，向和客讨买倭椹。”倭椹，即日本香蕈，倭椹其实是由上船买香菇的天童寺僧人叫出来的。日本学者称，这段记录反映了日本香菇首次向中国出口贸易。
道元禅师抵宁波后，便在天童寺居留了4年，参学于天童寺曹洞宗13世如净禅师的座下。道元得法学成后，回日本创立了日本佛教曹洞宗。同时期，天童寺僧人寂园禅师也于宝庆三年（1227）东渡日本，在日本弘扬禅旨70余年。在道元禅师来宁波之前的日本大同年间（806－809），流行着弘法大师，即海空法师，居住在伊豆修善寺一带，传播香菇栽培技术的史话。史料证明，弘法大师留在中国宁波天童寺和天台国清寺长期研究佛经，而这二个寺庙附近均有不少龙、庆、景菇民在当地生产香菇。据1223年宋嘉定16年，台州《赤域志》载：“天台万年山出合蕈，士人珍之，多曝以致远。”此处合蕈即香蕈，大多烘干远售。以后的文献也都记载了当地香菇栽培的情况。温州蜜柑就是公元八世纪，田中间守从天台国清寺留学时带过去的。
日本香菇栽培发源地就是伊豆，经考证：伊豆的香菇栽培技术同龙、庆、景如出一辙，都以孢子的自然传播生产香菇，日本称铊目法，而中国有称铊花，我称其为砍花法。以上几段史实，让我们明白：中、日香菇贸易和技术交流年代久远，日本有一种将香菇作为远航中国的盘费的说法，那位道元禅师香菇出售后亦正好作为旅费，这也引发了香菇的原始贸易。在栽培上，中国的砍花法自宁波一带通过往返频繁的僧人向伊豆传播是完全可能的。
陈仁玉《菌谱》：世界上最早的伞菌专著
1245年，宋淳?五年，靠近天台之仙居县陈仁玉《菌谱》问世。此为世界上最早之菌学专著，广受世界各国学者之尊崇，日本人称其为世界上最早的伞菌词典。
《菌谱》对香蕈的描述计160字，主要叙述其生态。
“含蕈，邑极西韦壳山，高迥异秀，寒极雪收，林木坚瘦，春气欲微动，土松芽活，此菌候也……数十年来，既未充庖贡，山獠得善贾，率曝干以售，罕获生致。……”
日本中村史哉先生在所著《椎茸栽培史》一书中，引用陈仁玉《菌谱》之另一版本，对香蕈的栽培曰：“平西有断椿榆构斧其皮，久而烂之，以米渖沃之，雷则生蕈矣，不雷则大斧击之而蕈亦生。”
从陈仁玉《菌谱》可知：在公元1245年前，浙东天台、宁波一带，已有龙、庆、景菇农利用砍花法在生产香菇。所指“山獠”正是菇民自称“山佬”一词的谐音。同时也证明在道元禅师将日本香菇带来中国出售给僧人时，当地深山早已有“山獠”在生产香菇了，日本此时尚未进入香菇的人工栽培，道元禅师带来的显然是野生香菇，天童寺及国清寺与日本僧人频繁交往，导致中国技术向日本传播完全是可能的。
吴瑞：第一个研究香菇药用的中医
香菇作为药用，特别是老菇民区民间传说已延续数百年。菇民在严寒的冬季，在远离家乡的外省深山老林里伐木砍花，收采烘干，没有任何医药保障，皮肉小伤每日不断，菇民靠的就是将香菇嚼烂后，涂抹伤口；稍有风寒感冒，也就喝点香菇汤，奇怪的是无论治疗伤口或预防感冒，香菇都有特殊功效。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便是在菇山上的菇民，尽管生活极艰苦，劳作繁重，菇民极少因患感冒而倒下。
诸多香菇防治疾病的机理，依据现代科技已十分明确。可是在600－700年前，这便是一个极大的谜团。解开这一谜团的中医师，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香菇药用的人，他便是浙江海宁人——元代中医吴瑞。
元天历二年（1329），吴瑞在其所著《日用本草》中，记述了香菇具有“益气不饥，治风破血”的功效。这里所指实际上包含了香菇对呼吸道、肠胃以及外用的许多作用。防治感冒在吴瑞著作中已十分明确。尤其是香菇孢子作用更明显。吴瑞在其书中还写明：“蕈生桐柳桔木上……对其生态也作了认真的概括，吴瑞对香菇的研究，给比他晚278年的明代李时珍以很大启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香菇的论述，基本源自吴瑞的《日用本草》。”
陆容：为中日菇文化交流立下功勋
日本在1796年由林学家佐藤成裕写下《惊蕈录》一书，开创了日本香菇铊目法技术立论之先河。此书被后人视为国宝，现其手抄本，存于水户博物馆内。此书之精华部分正是何澹在《龙泉县志》中对香菇的记述。惊蕈二字正是龙、庆、景菇民的专用术语，也是方言，出自何澹的记述。佐藤成裕将其著作取名《惊蕈录》表示了对汉文化的崇敬。
何澹对香菇的记述原出1209年的《龙泉县志》，是明朝陆容（1436－1494）任浙江参政时，在其所著《菽园杂志》中，引述了当时《龙泉县志》之内容。宋时，龙泉香蕈、采铜、韵粉、青瓷、冶矿等五个产业，已具规模，方志物产篇记述详尽。陆容所著《菽园杂志》从第十三卷起，多述浙江物产，因此将《龙泉县志》中该五项尽收笔下。正文之后，陆容注明：“以上五条，出《龙泉县志》，银铜青瓷，皆切民用，而青瓷尤易视之，盖不知其成之难耳，苟知之，其忍暴珍之哉，蕈字原作葚，土音之伪也，今正之，又常见《本心斋蔬食谱》作荨，尤无据，盖《说文》、《韵会》皆无蕈字，广韵有之。”
陆容非但记下了香菇，且对“蕈”字还作了一番研究，他将何澹的“葚”字改为“蕈”字。过了一百多年，到明嘉靖37年（1562），在黄佐所编《广东通志》中，将陆容《菽园杂志》中香菇的栽培技术悉数引入其中。其时广东各地已有大批浙江人在深山中生产香菇。佐藤成裕是从《广东通志》中摘取这段记述，并完整地加以利用与发挥。导致了日本有史以来，香菇栽培国宝级文献的诞生。
可以说没有陆容的记述，日本人大概不太可能或者起码将推迟对中国菇文化的伟大精髓的吸纳，也不太可能让日本香菇在此基础上快速发展。
刘基：向朱元璋奏请龙庆景菇民种菇专利
在菇乡大小神庙中，有一副耐人寻味的对联：
朱皇亲封龙、庆、景；国师讨来种香菇。朱皇指明太祖朱元璋，国师即为刘基（刘伯温）。“相传明太祖奠都金陵（1368）之初，因祈雨食素，刘基进献龙、庆、景三县土产香菇，帝食之甚悦，刘告以做香菇之法，帝尤奇之。刘基，即刘伯温，字文成（1311－1375），出生于处州府青田县南田村人，1948年南田从青田划出归文成县。刘基原为元代地方官，后协助朱元璋平定天下，官至御史中承兼太史令，人称国师。其人既与龙、庆、景同一处州府，其地又与菇乡景宁县紧邻，为官则十分关注人民疾苦，自然十分熟悉该三县山多田少，地瘠民贫，菇民外出种菇谋生常受地方恶少勾结官府盘剥的现状。见朱元璋十分喜爱香菇，遂乘机奏请皇帝以栽培香菇为该三县之专利。之后，浙江菇民加速向闽、皖、赣、粤、桂、川、黔、湘、鄂、滇等省开拓，延续了数百年的菇业兴旺。菇民有感刘伯温之厚德，大凡菇乡庙会，菇民在祭奉吴三公时，也一定不忘刘国师。
一代国师关心菇民生存，竟成一段历史佳话，令人回味。
浙江的人和事，似乎包含了中国乃至中日香菇交流史上的所有大事。就历史人物而言，除此外，仅有一个王桢，在其农书《菌子》一文中，记叙了香菇栽培，但这些内容是王桢在与浙江近邻的安徽旌德任县尹时，总结龙、庆、景三县菇农在那里生产香菇的实际情况，其时在公元1313年之前。
